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开发实践与理论创新研究

内容简介：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本文首先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梳理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及其由区域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演进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形成、完善和创新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科学地总结了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现实需求，做出了一系列经典论述，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扶贫开发实践升华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成为新时代打贏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引.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扶贫开发;精准方略

作者简介：邓金钱，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兰州大学县域经济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李雪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给側改革中粮食生产区位效丰差异和产需格局优化研究"(16BJY104)。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落脚点就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成绩斐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不仅让7.4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而且减贫人口超过全球减贫规模的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称赞中国扶贫开发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现实需求，做出一系列经典论述，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实践升华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成为新时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指引。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取得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成就，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减贫人口超过世界减贫规模的七成，中国成为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对世界扶贫开发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一）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精准方略”，凝聚各方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取得决定性进展。根据当年农村贫困线，1978年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经过四十年的大规模扶贫开发,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贫困人口下降到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平均每年贫困发生率下降2.4个百分点，年均减贫1900万人,其中有17个省份贫困发生率已下降到3%以下。

（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于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通过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稳定的资金投入保障，构建起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生活消费水平显著改善，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收入水平来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持续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209元增长到2017年的9377元，名义水平增长了4168元,平均每年增长12.4%。剔除价格因素，五年间年实际增长率为10.4%,而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7.9%,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消费状况来看,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保持快速增长，由2012年的5123元增长到2017年的7998元,年均名义增长11.2%；第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居住条件不断改善,2017年贫困地区农户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比重达到58.1%,贫困地区农村饮水无困难户的比重达到89.2%。第三，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较快,和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

（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大规模扶贫开发，贫困地区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加大，教育、文化、卫生设施逐渐齐全，贫困地区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2017年年末贫困地区村内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例达到81.1%,贫困地区自然村通电基本实现全覆盖,通电话、宽带、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分别为98.5%、71.0%、86.5%。第二,贫困地区教育文化状况显著改善,2017年年末贫困地区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小学便利的比重分别为84.7%和88.0%,而且89.2%的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丰富了贫困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第三，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截止2017年年末，贫困地区农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比重达到92.2%,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为92.0%,61.4%的农户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改善。

（四）减贫人口超过世界减贫规模的七成，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不仅直接带领中国7.4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岀了重大贡献。第一，中国减贫人口超过全球减贫规模的70%,根据世界银行规定的国际贫困标准和发布的数据，中国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78亿降到2012年的0.87亿，实现7.9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而同期全球范围内的贫困人口由1981年的19.97亿下降到&97亿,全球脱贫人口11.01亿，中国减贫人口占全球减贫总规模的比重超过70%。从贫困发生率指标来看,全球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44.3%降低到2012年的12.7%,而同期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3%下降到2012年的6.5%,表明中国减贫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贫困发生率也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是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贫困的分布特征,提出中国特色扶贫的精准方略，确保扶贫资源精准用于扶贫对象，“精准减贫”方略也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与扶贫实践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和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实践的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为指导，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演进轨迹。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及消除贫困的路径，其本质追求是消除贫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是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回顾是深刻理解和认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演进轨迹和理论逻辑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起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转入雇佣劳动的历史逻辑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事实,结合资本积累、劳动异化系统科学阐释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历史根源及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其理论结晶分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

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阶级为了生存,必然在精神和肉体上异化为机器，这并未因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富有而改变。“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因此，贫困从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本质产生出来,“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赚钱”叫这种私有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消除贫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而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必须“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这时社会生产将消灭旧的由分工造成的限制，创造的物质财富将由所有人共享，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成为社会的主人，从而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根源。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实践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消除贫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大规模扶贫开发的主要动力源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扶贫开发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演进轨迹,“政府主导”贯穿扶贫的各个阶段，扶贫的瞄准对象呈现出从贫困区域到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变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划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阶段，是分析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历史演进轨迹的基础，“扶贫开发四阶段论”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据此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实践的演进轨迹。

1.农村改革推动减贫阶段 (1978—1985)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割的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缺乏劳动积极性，农村整体贫困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根据当时的贫困标准，1978年贫困人口约为2.5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扶贫的逻辑是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等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上升到1985年的397.6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1.25亿，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考虑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1984年国家实施“以工代赈”工程，即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参加必要的社会工程建设来获取救济金或救济物，这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后续扶贫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很多贫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等的制约，并不能直接受益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区域开发式扶贫得到应用和推广。

2.规模攻坚扶贫阶段 (1986—2000)

规模攻坚扶贫阶段的扶贫以区域开发带动扶贫为重点,突出扶贫开发的区域瞄准机制和开发式扶贫的制度化机制，构建起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组织体系，扶贫开发进入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式扶贫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形成阶段。1986年中国成立了扶贫开发的领导机构一一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县为区域瞄准单位，在全国确定331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区域开发式扶贫的重点。随着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贫困格局的变化，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根据新的贫困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界定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明确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通过增加扶贫开发投入、明确扶贫开发责任、建立东西部扶贫开发协作机制的制度安排，贫困人口由1986年的1.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到3.4%。但是，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区域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兼顾个别未照顾到的贫困人口，提升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精准度成为下一阶段扶贫开发的重点。

3.综合扶贫开发阶段 (2001-2011)

综合扶贫开发阶段把村作为扶贫瞄准的重点对象，强调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建立起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开发新格局，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阶段。2001年国家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明确低收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界定将近15万个贫困村，全面实施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战略，实现贫困瞄准重心由县到村的转移。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并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方针,形成集行业、区域和社会一体的大扶贫格局,2003年起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年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进行了兜底性制度安排，形成“两轮驱动”的扶贫新战略。根据2009年确定的1196元的贫困线，贫困人口数量从2001年的6102万降到2010年的2688万，脱贫人口规模达到3414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为扶贫工作转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创造了条件。

4.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 (2012年至今)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把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瞄准的基本对象，坚持精准方略，通过“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决胜新时代脱贫攻坚战，这一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创新发展阶段。经过1978—2011年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分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插花式格局,系统化、大面积铺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动，已难以适应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精细化、专业化的要求。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省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这一新的扶贫模式,2013年12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出台，2014年5月国家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X2015)中明确“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目标和新时代扶贫的“精准方略”,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新时期扶贫开发应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精准方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保证扶贫资源与贫困户需求的准确对接，减贫速度明显加快，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但是贫困问题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扶贫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扶贫开发实践的理论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现实需求，做出了一系列经典论述，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成为新时代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内涵丰富，包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组织保证、基本遵循、行动力量、物质保障、世界贡献等内容。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组织保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坚持党对一切经济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经过四十年大规模扶贫开发，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大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髙，这根源于党统领一切、协调各方。新时代下“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工作的组织保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必须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建立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因此，新时代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根本，必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壁垒。

（二）坚持“精准方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基本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成绩斐然，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片区的开发式扶贫难以满足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现实要求,“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基本遵循就是坚持“精准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摸清搞准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真正把扶贫对象摸清，才能做到精准施策，即“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推进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越到后来难度越大，必须遵循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精准方略”，通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确保各项政策好处都落到扶贫对象身上,如期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三）“多主体参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行动力量

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多主体扶贫格局，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行动力量。“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党和国家要大包大揽”,贫困群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最重要的行动主体，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扶贫工作要紧紧围绕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支持扶贫群众探索创新扶贫方式”。 “群众参与”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础，必须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依靠贫困群众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新时代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具体来看:一是坚持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强化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二是通过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加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持，形成区域合作和协调共享发展新格局;三是构建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元化的扶贫开发方式。因此，坚持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尊重群众在扶贫中的主体地位，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多主体参与的行动力量。

（四）强化资金支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物质保障

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物质保障就是强化资金支持，“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拿不出配套资金，这样扶贫政策就很难落实，效果也不会好。这个问题要加以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的投入力度必须同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相匹配，强化脱贫攻坚的资金支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拓展脱贫攻坚资金的来源渠道，强化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资金支持。一是各级财政必须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导向性作用，提升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效率;二是通过农村金融改革降低准入门槛,“做好金融扶贫这篇文章”,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水平;三是积极开辟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并整合扶贫资金的管理，确保整合资金围绕新时代脱贫攻坚项目精准使用，提升扶贫绩效。

（五）“携手消除贫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世界贡献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实现七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全球仍然有七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不仅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根本指引，更是对携手消除贫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新时代下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并力所能及地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一带一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旨在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致力于合作共赢，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世界贡献。

四、结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实现7.4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壮举，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以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为指导,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演进轨迹，扶贫的瞄准对象呈现出从贫困区域到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变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现实需求，做出了一系列经典论述，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扶贫开发实践升华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其内涵丰富，可以从组织保证、基本遵循、行动力量、物质保障以及世界贡献等五个方面理解这一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决胜脱贫攻坚、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的根本指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