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乡村全面振兴已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命题。当前，我国乡村面临产业单一化、人口外流、文化断层及生态压力等多重挑战，传统单向度的资源输入模式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语境下，如何突破传统发展范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与实践体系，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聚焦的核心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不断深化，对于重塑城乡关系、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与时代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其融合发展理念深刻契合了城乡关系重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诉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全面振兴是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以市场思维和商业路径找到入口和出口，以人为本，深挖就地化基因。首先，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构成互为表里的共生系统。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突破单向城市化发展阶段，进入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时期。这种转变要求破除“城市优先”的思维定式，构建城乡功能互补、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通过重塑城乡关系，将乡村从单纯的人口输出地转变为要素回流地，为城乡融合提供实体支撑。例如，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激活农村沉睡资产，既为城市资本下乡开辟通道，又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形成城乡利益联结的双向通道。其次，三产融合的内涵诉求与内在逻辑。三产融合的本质是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化重构，在实践层面，其内涵呈现三个维度：农业多功能性开发，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将农业生产环节与加工、物流、文旅等服务业态有机衔接；市场化驱动机制，要求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运营体系，如浙江鲁家村“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将传统种植业转化为体验式农业旅游；价值链攀升路径，通过品牌溢价和产业链延伸，实现单位土地效益倍增。这种融合是通过要素重组形成新质生产力，如农产品电商化催生的“预售+定制”模式，既缩短供应链又提升附加值。另外，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多维趋势。在该书的内容可知，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呈现复合型特征：在生态维度，绿色发展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如“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实现GEP向GDP转化；在数字维度，5G基站、物联网设施的普及正在重塑乡村生产方式，智慧农业系统使精准种植成为可能；在文化维度，传统村落保护与IP开发并行，形成“文化资源－创意产品－产业生态”的转化链条。更值得关注的是，消费升级催生的新业态正在重构乡村经济版图，露营经济、研学旅行等业态的兴起，使乡村从单一生产空间转型为复合型生活场景。

这种多维趋势的交织，要求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超越“就农村论农村”的思维局限，在城乡融合框架下构建三产融合的产业生态，在数字赋能基础上重塑乡村价值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操作路径。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这一重要论述给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求各级部门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尤其是生态线、产业线、利益线、品牌线、机制线的“五线融合”操作系统与全域综合体建设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实践框架。“五线融合”操作系统为乡村全面振兴构建了立体化实践框架，通过生态线、产业线、利益线、品牌线、机制线的协同运作，形成了多要素联动、多主体协同的新型发展范式，而生态线作为基础轴线，致力于将生态保护转化为经济价值。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如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手段，使绿水青山成为可量化资产；产业线作为经济主线，在于构建三产融合的产业生态；通过打破产业界限，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农业+”跨界融合模式；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并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如智慧农业、创意农业，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利益线作为保障轴线，在于构建多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股份合作、保底分红等模式，确保农民、企业、集体共享发展成果，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品牌线作为价值轴线，致力于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矩阵。应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通过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活化等手段，提升乡村产品附加值。同时，应加强品牌传播和营销推广，扩大乡村品牌影响力；机制线作为制度轴线，旨在创新政企联动模式。因势利导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通过政策扶持、金融创新等手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五线融合”体系通过五条轴线的协同运作，可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全域综合体建设通过产业融合、功能复合、空间整合，构建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实体平台。产业配方设计是全域综合体建设的核心，这更要求我们突破传统农业思维，根据乡村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设计科学合理的产业配方并通过“农业+”的跨界融合模式，形成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六合”路径则为全域综合体建设提供了具体的融合范式。农旅融合要求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将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相结合，让游客在体验农耕文化的同时享受乡村美景；文旅融合则要挖掘在地文化基因，通过文化创意、艺术介入等手段，将乡村文化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商旅融合需构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型销售模式，拓宽乡村产品的销售渠道。康旅融合要依托生态资源，发展养生度假、康复疗养等健康产业；创旅融合需搭建双创载体，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向乡村流动；研旅融合则要开发教育产品，通过研学旅行、科普教育等方式，提升乡村的教育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全域综合体建设与“六合”路径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乡村的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还有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传承乡村文化、改善乡村社会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三、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的路径策略与保障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科学的实施策略与完善的保障体系作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我们在全域层面进行系统规划，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确保乡村全面振兴行稳致远。首先，全域规划与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要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规划乡村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建立“县域统筹、镇村联动”的规划体系。通过大数据、GIS等技术手段，精准评估乡村资源禀赋，明确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在乡村建设中，坚持“三生融合”理念，统筹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其次，全域治理与运营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要构建党委领导下的现代治理体系，完善“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治理机制。通过“行政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组织体系，实现党的领导全覆盖。同时，推广“村民议事会”“乡贤理事会”等协商平台，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在运营机制上，树立“运营前置”理念，在项目规划阶段就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对市场需求、客群定位、盈利模式进行精准研判。另外，价值体系构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终极目标。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建立“产业增值收益+生态服务价值+文化传承价值”的多维价值体系。通过发展循环农业、生态旅游等业态，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同时，探索“生态银行”“湿地银行”等机制，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在能力矩阵构建上，提升资源整合、产业链赋能、供需对接的综合能力。通过组建乡村全面振兴投资平台，整合政策性资金、社会资本、集体资产等资源，形成发展合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策略与保障体系，要体现从“项目思维”到“全域思维”、从“管理思维”到“治理思维”、从“单一效益”到“多维价值”的创新转变。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今天，乡村全面振兴还需关注国际经验借鉴与数字技术赋能。一方面，可深入研究国外的成功案例，汲取其在顶层设计、产业培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乡村治理、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应用，以推动智慧乡村建设，为当前乡村全面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

（作者：周翔，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副研究员）